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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已经出版《时间之夜》,侦探推理小说《危机四伏》《狭路相逢》悬疑恐惧小说《守身如玉》、悬疑推理小说《大吃一惊》、犯罪心理小说《大毒枭自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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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己的人生体验  

2006-09-28 11:2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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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书《时间之夜》即将由长征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此先发刘润为老师为我的新书所做的序。
读胡玥的《时间之夜》
刘润为
我读过胡玥不少的作品,《时间之夜》是写得最好的一部。
古人论文,有“有意为文”和“真能文”之分。所谓“有意为文”,就是硬作;所谓“真能文”,就是有感而发。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出自真实的人生体验。有了真实的人生体验,才能真正做到歌有所思、哭有所怀。
不是说胡玥以往的作品不是出自真实的人生体验,而是说这一部出自她最为深刻的人生体验。其所叙所述并非虚构,而是作家童年生活的自传或实录。背景是上一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因为修筑铁路,父母居无定所,小胡玥被寄养在河北廊坊农村的奶奶家,11岁的时候被带到秦岭之南的铁路工地,后又随父母来到震后重建的唐山。其间遭逢的坎坷、困顿和辛酸,只有天知道!读过她的手稿,我不禁想到杜甫“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的诗句。以一幼女的稚弱之躯,与外部世界发生如此深重的碰撞,其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必然处于被强烈激发的状态,因而其生活和情感的积累也必然格外丰富和厚重。这是一种不可消磨的记忆,一种浇不灭的胸中块垒。作家将这一段人生经历形诸文字,自然是出于真实表达的需要,而不是出自某种外在的动机;其文也必然是质朴、真实的,而绝非哗众取宠之类。
除怀有深刻偏见的人之外,大多是人生体验越深,越有助于确立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相反,一个人生体验浅薄的人,不但其内心世界是苍白的,而且其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也往往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还说杜甫。他是一个有着深刻反省意识的人,曾用“裘马颇轻狂”来形容自己青少年的生活和心态。很明显,轻狂的心态是与裘马即富贵安逸的生活直接联系的。这一时期虽有《望岳》、《画鹰》等显示不凡才质的好诗,但多数作品都是个人士大夫情绪的反映,与时代、人民的关系不大。后来长安十年的困顿,特别是天宝之乱的流离,才使他转入深沉,能够清醒地认识现实和把握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时代哀乐和人民思怀的歌者。“文章憎命达”,可以说,这句名言包含着他一生的感受和实践。
毋庸讳言,很多女作家,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女作家,往往偏重于个人情绪的表达。尽管有的写得很真实、很精致,在价值尺度上也并非负数,但是那种情绪往往是没有多少普遍意义的,与人民和时代的需要存在较大的距离。胡玥作为一名年轻的女作家,也未能摆脱这种局限。前些年,我曾向她提出过这个问题。然而读了《时间之夜》,我却欣喜地发现:当作家反顾自己最深刻的人生体验时,社会历史内容厚起来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多起来了,作品的境界也高起来了。这部作品所提供的认识内容,有消极的社会力量,更有积极的社会力量;有逆境、挫折,更有机遇和助力;有悲伤、迷惘和失望,更有奋斗、快乐和希望……不管自觉与否,作家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和情感与大多数工人农民的命运和情感系在了一起。请看这样一个故事:12岁的胡玥带着11岁的弟弟去外姿家,到宝鸡车站时已近黄昏,姊弟俩饥肠辘辘,又不知道外婆家在何方。是车站派出所给她们提供了点心,是“大个子”警察用一辆载重自行车驮着姊弟俩,在黑夜走了15里山路,将她们送到外婆家。读到这里,谁人不为之动容呢?正是这位不肯留下姓名的“活雷锋”,影响了胡玥的一生,成为她立志当一名人民警察的精神本原。
海明威在回答“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的问题时,曾深有体会地指出:“不愉快的童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不愉快的童年”能使作家较早地深入到社会的底层,较早地从感性上领略到社会人生的本质方面,较早地激活自己的感情、思想、联想和想象。一句话,能够较早地为作家的创作提供良好的生活准备和精神准备。我真诚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胡玥能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实现对童年体验的理性把握。这样一来,它就不单在写到童年时,而且在所有创作中,都处于被高度激活的状态,其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也就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稳定和自觉。
我们不否定艺术形式的能动性一面,但形式总是一定内容的形式,内容也总是一定形式的内容。人生体验浮浅而贫乏,往往要靠玩形式、耍花枪弥补,其结果是内容越见苍白,形式越见丑陋。相反,人生体验越深刻,越没有必要去片面经营形式;人生体验越独特,越容易找到适当的形式。其结果是内容越见充实,形式越见完美。毫无疑问,《时间之夜》的形式之美,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独特、深刻的人生体验。结构上,一反切碎时空的时髦,基本上采用了按时间顺序叙述的传统方式,因而显得十分流畅;情感线索上,一切依当时的喜怒哀乐铺设,既起伏跌宕又一脉相承;写人状物上,则充分发挥女作家感觉细腻、联想丰富的特长,将一些看寻常的情节写得丰赡而灵动,恰似枯槁的树干上长满了青枝绿叶。尤其是过秦岭一节,笔调平静而不事雕琢,但是那种惊心动魄的危险和恐惧却长久地摇荡着读者的心旌。正是因为这样,这部作品才让读者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因而能够吸引读者、打动读者,甚至达到欲罢不能、一气读完的地步。
记得在1990年,我曾针对一些青年作家盲目创新的弊端,写过一篇文章,强调真实、深刻的人生体验之于创新的基础性、前提性作用。十几年来,这种倾向不但未见减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作家入则封闭于高楼密室,出则流连于沙龙歌厅,获取信息只是依靠朋友神侃和媒体传说两条通道。中国的实际是怎样的,底层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想些什么、盼些什么,一谈到这些问题,他们也可能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但大多属于隔靴搔痒之类,与真实情况差得太远。于是灵魂日见空虚,精神日见委琐,才气日见消磨,或者为残杯冷炙出卖人格的尊严,或者以胡编乱造求险求怪,或者沉湎于自己的小感觉小情调,或者搜索枯肠,写一些穷极无聊的文字……在他们那里,文学已完全成为装载情欲、物欲、支配欲和自我表现欲的罗筐,成为获取金钱、享乐和名声地位的敲门砖。将文学完全推向市场,以利益最大化为指归,以投合消费行情为走向,可以生产出文化产品,但是绝不可能生产出文学作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退一步说,即使为了挣钱而写作,也不应该完全背弃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也应该并且可以派生出服务于金钱之上较高意旨的目的,就像巴尔扎克那样。
借为《时间之夜》作序的机会,我不揣微轻、不计嫌憎,再一次向作家们聒噪:尊重自己的人生体验,深化自己的人生体验,忠实于自己的人生体验罢!明知和者盖寡,但我还是要说。
是为序。
                   刘润为
                    2005年5月15日
(作者系求是杂志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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